【企業文化】講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的故事，說發揚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
日期：2021-04-28 閱讀數：
學黨史，憶當年。巍巍寶塔山，偉大的延安精神光芒萬丈，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從延安，到北京，在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還要不要提艱苦奮斗精神？這是我們需要和年輕人認真交流的話題。下面講南泥灣大生產運動的故事，說發揚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
（一）
通過學習黨史，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是什么時候到達了陜北的延安的。那是1937年1月10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住了6個月的保安，向延安出發了。1月13日到達延安。下午2時許，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經延安西北川，沿楊家灣、蘭家坪、楊家嶺小路而下。各界代表立即前來迎接，有一位代表牽來一匹頭扎紅布大花球、脖子上系著銅鈴鐺的高頭大馬，請毛主席騎馬過河。毛澤東謝絕了騎馬，同代表們一起走下河岸，踏著堅冰，走過河去。當毛澤東等走到大砭溝口時，沿路兩旁響起了鑼鼓聲、嗩吶聲和鞭炮聲！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微笑著，頻頻向群眾點頭揮手。他知道，在這個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又要開始新的艱苦創業了。
紅軍到了延安，面臨著如何鞏固發展壯大的問題。1940年底，蔣介石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次年1月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致使新四軍遭受重大損失，同時完全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以圖就此逼中國共產黨就范，限制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發展。不但如此，蔣介石還加緊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嚴格限制與根據地的貨物人員往來。
1940年和1941年，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發生了極其嚴重的困難。毛澤東曾經說：“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0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中國共產黨面臨新的嚴峻考驗。
（二）
對于可能出現的經濟困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并非沒有預計到。1939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干部晚會上強調：“以后我們要自己解決物質上的供給，要自己種地，自己動手。”12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生產運動的準備問題。12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還發表了《廣泛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社論。1939年1月2日，毛澤東為《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撰寫發刊詞，亦明確提出：“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他還提出要通過開展生產運動來解決和改善根據地軍民的吃飯穿衣問題。1月25日，陜甘寧邊區農產品展覽會在延安拉開帷幕，毛澤東在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在邊區，不僅老百姓要努力生產，“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軍隊也都要參加生產運動”。
為了度過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采取了開源與節流并舉的方針。所謂開源就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各根據地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所謂節流就是大規模的精兵簡政。隨后，陜甘寧邊區黨政機關、部隊和學校等單位紛紛組織生產運動委員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大生產運動。
延安大生產運動，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主要開展農業生產，兼辦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普遍參加生產運動，逐步達到糧食、經費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同時，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組織勞動互助，發展人民經濟，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給。從此，中國共產黨在艱苦奮斗中，茁壯成長。
（三）
革命歌唱家郭蘭英演唱的《南泥灣》，是一首陜北民歌，也是一首經典的革命歌曲。在它產生的那個年代，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曾激勵了無數人，即使在我們今天再聽這首歌時，我們仍然能夠從中感受到喜悅與激動的心情。
南泥灣位于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方圓百里。1941年春，由于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對陜甘寧邊區及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所以，中共中央命令八路軍359旅進駐南泥灣，實行屯墾，生產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內，由王震旅長率領的359旅發揚“自力更生，堅苦奮斗”的革命精神，把荊棘遍野、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處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從1941年起，各抗日根據地的生產運動廣泛開展起來，并取得了顯著成績，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
1943年秋天，“不要公家一粒糧、一寸布、一文錢”的三五九旅，還給陜甘寧邊區政府上交了公糧，徹底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就是在這一年，一首由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灣》一下子唱紅了整個邊區。1943年春節，延安魯迅藝術學校的秧歌隊來到南泥灣，向三五九旅在英雄們獻上新編的秧歌舞《挑花籃》，《南泥灣》是其中的插曲。歌曲旋律優美，抒情，歌唱南泥灣由荒涼變成“江南”，并熱情歌頌了開荒生產建立功勛的八路軍戰士。全曲可分為對比性的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曲調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歡快跳躍，最后采用五度上行的甩腔手法結束全曲。歌曲吸收了民間歌舞的音調和節奏，加上載歌載舞的表演形式，融抒情性與舞蹈性為一體,更加生動感人。屯墾戍守南泥灣的三五九旅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樣，從此成了享譽全國的“模范”。這支隊伍傳承下來的屯墾精神，一直影響了幾代人。也是《南泥灣》這首歌，成就了郭蘭英等一代代歌唱家、演奏家。聽《南泥灣》，我們接受的是革命的教育和優秀藝術的享受。這首歌我們常聽常新、百聽不厭。
（四）
翻開《黨史》，在1940年5月，朱德從晉東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后，提出在不妨礙部隊作戰和訓練的前提下，實行屯田政策，以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并親自到延安東南的南泥灣實地勘察。1939年秋，八路軍120師359旅從晉西北調到陜甘寧邊區，駐防綏德。
經朱德建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1941年3月，該部從綏德進駐南泥灣，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開展大生產運動，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介紹大生產運動，必須要提到王震，他以勇于創新和善于創新的精神，率領三五九旅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改造成“陜北的好江南”，沖破了日軍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奠定了我軍屯墾的基礎，成為大生產運動的樣板。晚年時，王震與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起過往，說到一生中最高興的事，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并護送他到長沙；最滿意的事，是奉毛主席、黨中央之命率三五九旅將士開發南泥灣。
據統計，從1942年到1944年的2年中，陜甘寧邊區共開墾荒地200多萬畝，到1945年，邊區農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達到種一年可留一年的余糧。到1944年，三五九旅除吃用全部自給外，達到了“耕一余一”，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旗幟。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一邊戰斗、一邊生產，既保衛了延安的南大門、保證了黨中央安全，又通過大生產運動保證了黨中央后勤生活給養，毛澤東親筆題詞稱贊“有創造精神”。
如果用數字來說明大生產運動的效果：1940年前，三五九旅的經費全由政府提供，而1941年經費自給率達到78.5%，1942年達90.3%，1943年為91.3%，1944年實現了全部自給。陜甘寧邊區其他部隊的經費自給率也逐年增加，到1943年，警備一旅經費自給率為75.4%，警備三旅自給率為59.9%，358旅自給率為70.7%，獨一旅自給率為74.6%。1942年邊區的中共中央各機關生產收入2581萬元，自給了48%，邊區機關如保安處生產收入113萬元，自給率70%。正如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所說的：“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占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產日用品。”
（五）
在邊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中央領導同志更是身先示范、參與生產。毛澤東雖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帶頭開荒生產，繳納公糧，身先示范解決“吃”的問題。他在楊家嶺窯洞對面的山溝里，開墾了一塊長方形的地，種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澆水、拔草。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認為主席要領導全國抗戰，工作太過辛苦，便提出要為他代耕。對此，毛澤東堅持要親自參加勞動，他說：“我一定參加開荒，地點就選在我門口，只開一畝地，不多也不少。我還能自己動手，堅決不要人代耕。”
大家見毛澤東工作如此繁忙，還帶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便紛紛在窯洞外開荒，中央機關所在的楊家嶺掀起了開荒的高潮，幾乎每個窯洞外都可看見整齊的菜地。
年過五旬的朱德也積極行動起來，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了三畝菜地，栽種了十幾種蔬菜。朱德是種菜能手，他不但手把手教年輕人耕種，還帶頭拾糞，一有空閑時間，就走進菜園里勞動。部隊中、機關里、百姓中紛紛有人來信要求給朱總司令代耕，但他都不予接受，他說：“生產任務可以自己完成，生產雖然要花費勞動力，也是一件最快樂的事，這對整個革命，對自己的身體都有好處。按照生產計劃，生產任務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證的。”
周恩來當時雖然右手有傷，但仍然堅持帶頭學習紡線，搖著第三五九旅王震旅長從南泥灣送來的紡車，一邊勞動，一邊積極不倦地向紡線技術好的同志學習，不斷鉆研紡線技術：從卷棉條的松緊、潤棉條的濕度、裝錠的高低和松緊，直到搖車抽線的協調、接頭等技術，他都一步步系統地進行實踐和鉆研。他不但短時間內熟練地掌握了紡線的整套技巧，還和任弼時一起領導大家總結經驗、提高效率，使全體紡線同志的出品數量與質量都有所提高。之后，周恩來和任弼時還專門召集一些紡線能手，共同研究技術改革。
勤儉一生的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雖然在延安只有短短的八天實地考察，可是延安的官兵平等，民主和諧，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場景，給他留下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印象。他認為，中國未來的希望不在重慶，而在延安。在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文字里，當時延安的與眾不同，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魅力所在。
（六）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在這里度過了13個春秋，中國革命在這里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偉大的延安精神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優秀分子，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的不懈奮斗中，在陜北延安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所體現出來的理想信念、精神風貌、思想品德、工作與生活作風的精華和結晶；它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為主要內容；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一種精神、一種傳統，是中國共產黨人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優良作風和風范。正如習近平2009年11月在陜西考察時所述：“偉大的延安精神滋養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凝聚人心、戰勝困難、開拓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艱苦奮斗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是中華傳統美德，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中華民族向來以特別能吃苦耐勞和勤儉持家、講究節儉著稱于世。艱苦奮斗也是我們黨的一大優良傳統，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合乎邏輯地繼承了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黨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斗爭史，就是一部艱苦奮斗的創業史。中國共產黨是靠艱苦奮斗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事業是靠艱苦奮斗不斷發展壯大的。艱苦奮斗是工作作風，也是思想作風，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本色，是凝聚黨心民心，激勵全黨和全體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是一條極其寶貴的經驗。
習近平同志強調，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必然會有艱巨繁重的任務，必然會有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特別需要我們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在新長征路上，我們要大力發揚艱苦奮斗精神，使之成為投身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精神底色。“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不僅是我們一路走來、發展壯大的重要保證，也是我們繼往開來、再創輝煌的重要保證。”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人代會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要務必保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作風，深刻指出不論我們國家發展到什么水平，不論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丟。我們必須堅持弘揚延安精神，讓艱苦奮斗精神的偉大旗幟高高飄揚。
秦寄翔
